来自防疫一线的思考：除了指挥中心，还要服务中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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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事要有“道”有“术”，“道”是方向和目标，“术”是方法和技巧。我们共同防疫的“道”是让更多患者有序有效得到更好治疗、让更多一线工作者有序有效得到更好保障。这也是我们共同的使命和目标，当我们所有参与人员，人人遵从使命、以使命为中心而淡化自身意愿时，相信我们就可以各方协力共筑防疫之城。

2013年四川雅安地震时，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第一时间成立了指挥中心，希望通过该指挥中心把政府资源与民间社会资源集中起来发放。殊不知事与愿违，很多社会力量见到指挥中心都绕道而行，为什么？很简单——“道”不同。社会资源一般都是由一些社会组织、社会个体看到灾区发出的需求信息而组织的物资，如果统一交给政府部门只是获取一张入库收据，他们如何对爱心捐赠人士交待？
当雅安政府发现该问题之后，主动与社会组织共同成立了芦山社会组织服务中心，凡是有社会组织、社会个体捐赠物资的只要提前在该服务中心预登记，物资即可直达他们定向捐赠单位。如果定向单位已经饱和，服务中心则会对接类似单位作为接收单位。从而形成一个良性的政府引导社会资源有序、有效参与的救灾模式。
这次武汉疫情物资发放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，采取了单一指挥中心的模式（导致红会库存积压事件），后来虽然采取了社会组织对接一线单位政策，殊不知这样的方式还会出现问题：善于宣传的单位得到重复捐赠，不善于宣传的依然没有物资等。这是另外一种无序、无效状态的问题。
那么如何才能让政府、半官方组织（类似于红会、慈善总会等）以及社会力量（包括社会组织、企业、社会个体等）发挥各自长处，共同协力打造防疫长城呢？
首先是政府相关部门要明确自己的定位与角色。政府作为职能部门在组织一场全民抗疫战时，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（指挥中心），还要承担如何引导全民参与的工作（服务中心）。指挥中心几乎所有省市都有，但组建一个可以把社会力量、社会资源有序、有效融入进来的服务中心却从未纳入考虑范围。
组建服务中心首先要明确该小组成员：个人觉得应该是指挥中心联络员+各半官方机构代表（最好是秘书长）+省级或者市级枢纽社会组织代表+跨界代表（科技互联网等）。为什么指挥中心委派的最好是联络员而非领导，因为领导具有主观性的强势风格，反而很难与社会力量探讨出协作共赢方案。
其次我们要梳理我们的服务对象：包括省、市、县指定接收确诊病员医院、隔离中心点、负责筛查病员工作的医院等（可以逐级设置为医用物资A类、B类、C类接收单位）。另外特殊岗位如机场、公共交通、环卫工、公安以及一线社工、一线设卡志愿者、物业、政府工作者、企业复工人员等（可以逐级设置为民用物资A类、B类、C类接收单位）。
最后对我们小组成员进行分工：可以政府负责保障医用物资A类、民用物资A类，半官方组织负责保障医用物资B类、民用物资B类，社会组织和社会个体负责保障医用物资C类、民用物资C类的方式。当然也可以政府保障医用所有类别物资、社会组织与社会个体保障民用所有类别物资、半官方机构负责兼顾医用与民用物资保障这种方式。只要提前商定，按照以上任何一种模式或者其他模式执行，才能够形成统一的有序、有效的协作机制。
当机制形成后，我们还要考虑如何挖掘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共同防疫。这需要突破原来固有思维，社会组织参与解决社会问题分为三种方式：体力型公益、技术型公益和智慧型公益。

• 体力型公益，就是发现社会问题通过自己身体力行参与；
• 技术型公益，则是发挥自己特长参与解决该社会问题；
• 智慧型公益，是发现社会问题，满社会去寻找相关技能人员、相关资源，最后把他们组建成团队共同参与解决该社会问题。

由于我们服务中心是跨界组成并具备足够多的资源，因此要跨越体力型与单一技术型，做成一个智慧型平台。

以浙江为例，我们是如何发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防疫工作的，或许值得其他省、市伙伴借鉴参考。
*中国非公医疗机构协会支援武汉医疗队出征


1月23日浙江省便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，该决定早于此次疫情源发地湖北省。
1月24日除夕夜，由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牵头联合基金会、社会组织共同组成的“浙江防疫应急协作小组”正式启动。除夕零点刚过49分钟，该小组第一个由社会志愿者组成的“2020nCoV”群正式投入工作 。在微信群里，源源不断地涌入来自基金会、民间社会组织、华侨、企业、高校、商会、媒体等领域的志愿者，一场驰援新型冠状病毒疫区的行动在这里构建成形。慈善联合总会负责筹款、基金会协助采购、社会组织负责执行反馈的初步协作机制正式运营。
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由政府相关部门、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共同建立了9个快速响应的专项服务小组，分别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开展不同服务。

 “筹款小组”

由慈善联合总会及多家公募基金会组成，他们共同发起线上（腾讯与支付宝）、线下筹款以保障货款。

“物资小组”

由华侨、商会、原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人员、义乌国际电商协会志愿者等组成，以保障货源。

 “翻译小组”

由温州肯恩大学、浙江外国语学院联合众多外语系高校志愿者组成，以保障沟通。

 “医疗器械鉴别小组”

由医院、医疗器械供应商、原非典参与医务志愿者等组成，提供实时在线物资甄别。

 “国际、国内物流小组”

由南方航空、中国国际航空、卡塔尔航空、东欧国际运输、长龙航空、吉祥航空、中外运、顺丰公益、菜鸟国际、京东公益等志愿者组成，以保障物流。

 “通关小组”

由省慈联总会、海关、省科协以及14家省民政厅指定接收境外物资单位组成，以保障国际采购物资快速入境。

 “仓储管理小组”

由社会组织代表组成，按照区域分设浙北物流分中心（杭州）、浙中物流分中心（义乌）、浙南物流分中心（温州），以保障区域物流。

“物资调配小组”

由各地慈善总会、民政、市级社会组织枢纽代表共同组成，负责提前拟定物资预配方案工作（按照医用、民用物资分配机制，以保障物资发放的合理性与全面性。

正是基于各个小组串联提供的一条龙服务，才使得境外物资源源不断进入浙江并即时分配给武汉、湖北抗疫一线以及浙江本土。浙江能够很好地发挥社会力量，离不开浙江本身具有的传统文化、强大的社会力量、小政府大社会思维以及常年受到风灾等因素影响有关。
当我们众志成城心系一线需求，当我们各方参与力量紧紧围绕防疫共同使命时，相信我们就可以共筑防疫之城！
END

*本文仅为作者观点，不代表机构立场

作者郑壹零：从2008年参与汶川地震起，后续参与过国内几乎所有大型灾害响应救援工作。从中学到和悟出了一些经验，希望通过此文能够给更多致力于应急救援的伙伴们提供参考。